憶抗日英雄劉桂五將軍

從我記事時起，每逢父親的忌日，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都會被一陣悲涼的哭聲驚醒，這是媽媽忍不住對父親刻骨銘心的思念而大放悲聲。我小聲哭喚並輕輕搖動著媽媽，等她平靜下來就會給我講述父親的故事。父親犧牲時我才4歲，我對父親的了解不僅來自母親的回憶，也來自於父親的日記、父親生前好友的回憶和信件。

一

我父親叫劉桂五，字馨山。1902年7月4日（農歷）出生在原熱河省凌南縣（今遼寧省朝陽縣）六家子鄉八家子村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裡。家中人都很疼愛他，雖然日子過得艱難，還是讓父親讀了兩年私塾。

1922年父親結婚了，母親是六家子鄉劉四家村的農家女，叫劉素貞。婚后，父親在家鄉參加了民防團，沒想到他迷上了打槍，成為團裡的神槍手。1924年直奉戰爭時，宋哲元成立了學兵隊在我們家鄉招學兵，父親離開家鄉去承德參加了學兵隊。宋哲元部隊撤離熱河后，家中就和父親失去了聯系。

1926年舊歷年前夕，家中突然收到父親的來信，我大伯連夜動身去找我父親。原來我父親在1925年就到了熱河地方軍閥白鳳翔部下當兵，此時已當上了連長。父親一見到我大伯，就跪下磕了個頭，兩人抱頭痛哭一場。

1928年，白鳳翔部隊改編為東北邊防軍騎兵第六旅，調防黑龍江，我父親任十八團一連少校連長。在黑龍江北部密山縣戍邊時，中蘇之間發生了中東路事件。父親平時作戰勇敢，身先士卒，傳說父親使用的槍上准星都磨掉不用，槍掏出來就響，百發百中。他在這次戰斗中更顯示了軍事才能，一再榮立戰功，被授予“六等雲麾勛章”。中東路反擊戰后，他立即被破格提升為東北軍騎兵第六旅十八團上校團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各地相繼淪陷。眼看鄉親父老淪落在日寇的鐵蹄下，作為軍人卻不能奮起抗戰，他和許多將領一樣茫然不解。但不得不服從命令，滿含熱淚，隨軍離開了東北。

二

“打回老家去，驅逐侵略者，收復失地”，從離開東北故鄉那一天起，這一心願一直在激勵著父親，他時時期望著張學良將軍能有那麼一天率隊出征。可命令一道道傳來，都是后退。東北軍離開東北越來越遠，一直調到大西北。

部隊最初駐防在河北保定、冀州一帶。此時東北軍的家屬大部分住在北京。1934年7月，我就出生在北京。那時，父親駐防冀州，所以我的乳名就叫冀州。1936年，東北軍調往西北，我和大伯母等人又來到了西安。

父親逐漸看清了不抵抗主義的內幕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本質，眼看打回老家去的心願越來越渺茫，此時他想離開部隊，去熱河敵后打游擊。

1935年冬，東北軍進行了整編，成立了騎兵軍，父親仍任騎兵軍第六師十八團上校團長，駐防在慶陽的驛馬關一帶，與軍部相距三十余裡。副軍長黃顯聲是東北軍中積極贊成共產黨抗日主張、最早靠近共產黨的高級將領。黃顯聲的周圍有一批地下黨員。東北軍中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劉瀾波同志，長期以來的公開身份就是黃顯聲將軍的秘書，張學良派到騎兵軍中的聯絡參謀王再天也是地下黨員。因此，這使父親有條件先后認識了劉瀾波和王再天。

父親常常到西豐鎮去和陳大章、王再天、劉瀾波、劉德印等人促膝談心，王再天等同志也趁機對他進行開導，使父親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新的認識。有一次，他對摯友陳大章說：“過去東北軍和其他軍隊打仗，總是有勝有敗，為什麼跟紅軍打仗總是每戰必敗呢？我想來想去想明白了，紅軍整天向我們喊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紅軍是抗日的軍隊’‘紅軍願意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咱們的士兵聽了這些口號，當然擁護。”

父親認清了革命道路和國家前途之后，便決心走自己選擇的道路。父親領導的十八團是騎兵軍第六師的主力，他與師長白鳳翔是親密戰友，又有共同的抗日思想，加上黃顯聲積極贊同我黨主張，盡管整個東北軍擔任著“剿共”任務，而騎兵軍卻處於按兵不動的狀態，很少和紅軍產生摩擦，尤其是騎兵軍第六師，經過多次交往，與紅軍結成了友軍關系。

母親告訴我，有一次她和父親從防地乘車連夜趕回西安，前面一輛是警衛車，后面是他們坐的小汽車。警衛車突然停下來報告說前面遇到了紅軍哨卡，是否要繞過去。父親對母親說：“我去和他們談談，你不要害怕，紅軍對家屬不會怎麼樣。”哪知，紅軍哨卡一聽說汽車是東北軍騎兵第六師送家屬回西安的車，沒有檢查就放行了。

為了進一步提高東北軍和西北軍的素質，培養部隊的骨干人才，1936年秋，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西安市的王曲鎮開辦了一個軍官訓練團。張、楊兩將軍親自兼任訓練團團長。父親也奉命參加了這一訓練團。在學習期間，父親刻苦認真，深受張、楊兩將軍贊賞。加之有陳大章、劉瀾波等人的推薦，訓練結束后，張學良將父親留在他的侍衛副官處工作。

三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親率國民黨的一群文武大員，由洛陽到古城西安，以華清池為臨時行轅。到臨潼后，他就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師長以上的軍官，要他們聽從他的命令，繼續徹底“剿共”。

12月8日，我父親收到副官長譚海的轉告，下午2點到西樓樓上會客室等候。我父親准時到達。不一會兒，張學良來了，冷不防朝我父親肩上打了一拳，我父親感到很突然，隨即沉著地說：“我犯了什麼錯誤嗎？請副司令不要著急。”張學良見我父親神色沉著，就說：“你沒犯什麼錯誤，是看你遇到意外情況慌不慌。”接著，他拉著我父親和他坐在一起，神色很嚴肅地說：“我有一項重要而又極為保密的任務，考慮很久，認為你最合適，但此任務有犧牲性命的危險！”我父親回答：“副司令既然信任我，我不怕死，保証去辦！”張學良說：“我想派你去當刺客！”我父親問：“刺誰？”張說：“刺楊虎城你敢不敢？”隨即摸摸我父親胸口，試他心跳快不快。我父親說：“只要副司令信任我，盡管放心，我敢去。”張學良見我父親很平穩，就用很緩和的語氣說：“我是和你開玩笑的！楊虎城是自己人，哪能刺殺他呢？”隨后又十分鄭重地說：“我給你的真正任務是叫你去刺蔣介石。他不打日寇，又前來西安逼我們打內戰。你敢不敢去干？”隨著又摸摸我父親的腿哆嗦不哆嗦。我父親想了想說：“我敢去，但是我不認識蔣介石，也見不到蔣介石。”張學良說：“前幾天我跟委員長談話，已說過我十八團團長劉桂五是熱河省凌南縣人，想派他回去，到家鄉組織游擊隊，配合經過熱河的抗日部隊。今天下午你去向委員長辭行。這樣你就可以偵察蔣的住室及院內外情況。”談后，張將軍就親自開車帶著我父親去了華清池蔣介石的住處。

到達華清池的五間廳后，張學良將我父親向蔣介石做了引薦。蔣問了我父親一些家鄉和他本人的情況，然后說：“你回熱河后，經費方面有什麼困難，要槍炮彈藥，就給我來電報。”談了一會兒話，我父親即告辭出來，和張學良一起回到西安金家巷張公館。張學良問我父親在西安有多少人。我父親說：“我身邊隻有二十多人，但都是神槍手。”張學良說：“你的力量太弱了，我讓孫銘久帶警衛二營聽你指揮。”我父親說：“我們師長白鳳翔是主張抗日的，他的手槍隊參加更有把握。”

12月11日，張學良將軍在公館召見我父親，對他說：“對委員長要捉活的，不要打死他，捉他是為了逼他抗日，並不是我要當總司令。”又說，“你不要顧慮家庭，你的親屬就是我的親屬。”我父親當即表示：“請副司令不要顧慮我的家，只要促成抗日，打走日本鬼子，他們就可以回老家去。”晚飯后，張學良派車送我父親回家，並於深夜派車將他接走。同時，母親抱著我去了戴副官家。

白鳳翔、我父親、孫銘久率捉蔣突擊隊於12日早晨4時進入陣地，經過一番激戰，擊潰了蔣介石的衛隊。我父親直奔五間廳蔣介石的臥室，發現蔣介石已不在了，假牙還放在桌上。院內院外搜索，也沒有找到，立即報告了白鳳翔，白鳳翔命令立即搜山。蔣介石被搜出后，我父親和唐君堯把他架上汽車，送往西安張學良處。

四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我父親無限悲憤。但是，由“西安事變”很快迎來了一個全面抗戰的局面，又使他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安慰。他盼了6年之久的這一天終於來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消息傳到西安，我父親義憤填膺，已成為騎兵第六師師長的他正計劃請纓抗戰，忽接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電，謂奉蔣介石電令，騎兵第六師歸挺進軍司令兼東北四省招撫事宜馬佔山指揮，並令克日出發，於7月24日到達大同。

我父親奉令即由乾州榆次回到西安，向何柱國請示一切，7月11日離家返回防地。令副師長王景陽率部自乾州乘馬到潼關，分由永濟、風陵渡兩渡口渡河，我父親又返回西安等候。

15日，父親就要出發去前線了，全家人都出來送行。父親抱著我，直到發車前才把我交給母親，又拍拍我就上車走了。誰知道這竟是我們父女的最后一面。

我父親於19日抵大同，與馬佔山會合。8月上旬至9月下旬我父親率部在大同、豐鎮一線與日寇激戰。9月17日我父親率部在平地泉與日、偽軍激戰3日，雖屢挫敵鋒，但終因寡不敵眾率部斷續后退，10月1日撤至綏遠境內。先遣軍與地方武裝共商同心協力共同保衛綏遠、抗擊日寇入侵，不料想，各路軍閥從保存自己的實力出發，雖然大敵當前，但他們不思協力救國，對先遣軍採取不合作態度。

10日晚，我父親率領騎兵，王景陽率領步兵，分兩路出其不意，主動出擊，夜襲了敵人陣地。騎六師官兵在我父親身先士卒的率領下以銳不可當之勢，一舉擊潰了敵人，日偽軍倉皇撤退了七十余裡，退到卓資山車站。

在轉戰塞北的歲月裡，父親對媽媽、對我充滿了思念之情。有一次，父親自前線寄來一封信，裡面還夾著一張白紙，上面畫著一個小女孩，長著一雙大眼睛，剪著齊耳的娃娃頭，咧著嘴笑著……邊上父親用親切而充滿深情的語句寫道：“這是我的小冀州。”那是畫的我呀！這張畫令我想起魯迅的名句：“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

日、偽軍在與騎六師的作戰中屢屢碰壁，狡猾的敵人便改變了策略。11日他們一方面在正面戰場與騎六師對峙作戰，一方面又派出500騎兵繞道襲擊綏遠省城歸綏（今呼和浩特）南之涼城，使騎六師的陣地形成了腹背受敵之勢。我父親和騎六師官兵雖抱誓死決心，但終因孤掌難鳴，15日奉命垂淚撤出陣地，向五原轉移。騎六師撤退后，歸綏落入敵手。

半個多月，我父親率領六師官兵，英勇抗擊侵綏日、偽軍，以傷亡二百多人為代價，殲敵六百余人，擊毀敵坦克車3輛、鐵甲車1列。在撤退途中，我父親目睹了戰爭中造成的慘狀，惜山河之破碎，痛同胞之罹難，不禁淚下。

同年冬，父親在五原、東勝一線堅持抗日作戰。1938年春,馬佔山率部自伊克昭盟，渡黃河北進，想北出大青山，東進開辟新戰場。對這次軍事行動，我父親本有不同看法，認為北進不利。但出於對馬佔山的尊重，騎六師仍然擔負起全軍前鋒的重任。這時日、偽軍調集了10倍於我之兵力，對挺進軍進行圍剿追擊，陰謀把挺進軍誘入大青山，結果挺進軍正中了敵人的詭計。全軍在大青山陷入了敵人的重圍之中，苦戰半月余，傷亡慘重，有全軍覆沒的危險。4月在大青山的北山口奮勇突圍西撤，騎六師又擔負了全軍最重要的后衛任務。

戰斗打響后，馬佔山隻身逃出重圍，我父親並不知道。混戰中，父親三次躍馬殺出重圍，又三次沖入重圍尋找馬佔山。突然，一發炮彈在眼前爆炸，橫飛的彈片炸傷了父親的下肢，戰馬也倒在血泊中。警衛員見狀，不顧一切地沖上前，去營救父親。戰士從四面八方向父親身邊匯集，日軍立刻意識到這是騎六師的核心人物，便調集火力，距父親約100米處，筑起了一個環形的火線。他們要生擒父親。警衛員王景貴、狄風華等人一個個沖上前卻又一個個倒下去。父親掙扎著，伏在地上，眼看這麼多人接連倒地，他急了，大聲呼喊，喝令不要前來相救。但隻有這一次，他的部下違抗了他的命令，戰士們一刻也沒有停止，他們用血肉為父親筑起一道通向求生的屏障。父親再也看不下去了，他的雙眼像爆裂一樣，他把那隻磨去准星、百發百中的神槍，對准了自己的頭，扣動了扳機。在震耳的槍炮聲中，一支手槍能有多大聲響，可父親的槍聲隨著倒下的身軀，卻震撼了戰場上的每一個人。終於，戰斗結束了，戰場沉寂了。百姓拼著命把父親和戰士的遺體埋在了一起。

日軍得知騎六師師長戰死，便派人掘開泥土，用水把一個個臉洗淨，用照片比對出父親的尸體，割去他的首級，帶回去邀功請賞。因為他們知道，騎六師是馬佔山部隊的主力，沒有了這個中堅，馳騁綏遠一帶的這支抗日力量便垮了。老百姓又一次埋葬了烈士的遺體。

1938年5月22日，西安市各界成立了劉桂五將軍治喪籌備處。國共兩黨共同追悼公祭一位抗日陣亡的東北軍將軍，在當時確是一個空前的事件。

《西安日報》《國風日報》《新華日報》等報紙，均連續報道了我父親犧牲的消息和生前事略，高度贊揚了我父親的愛國主義精神，稱其“英勇戰斗，治軍極嚴”，“轉戰塞北，屢建奇功”，“光榮殉職，殺身成仁，功昭日月，彪炳千古”。

朱德、彭德懷代表中共軍委，並以兩人聯名同挽的挽聯是：

貴軍由西而東，我軍由南而北，正期會合進攻，遽報沉星喪戰友﹔亡國雖生何樂，殉國雖死猶榮，佇看最后勝利，待收失地奠忠魂。

朱德彭德懷同挽

一九三八年五月

蔣介石的挽聯是：

絕塞掃狂夷百萬雄師奮越石﹔大風思猛士九邊毅魄擬睢陽。

蔣中正挽

民國廿七年五月

父親犧牲時年僅36歲，為表彰他的功績，贈中將。

新中國成立后，敬愛的周總理不忘愛國志士，在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期間，通過北京市政協委員陳大章，找到了我們母女。

1961年7月25日我父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遺體遷入西安南郊革命烈士陵園。同年12月12日在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之際，又為我父親在陵園舉行了立碑典禮。盡管我父親遺體已經下葬，但仍是尸骨不全，這永遠是我們家屬心中的一大憾事。（作者為劉桂五將軍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