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

　　自觉维护并始终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和优良传统。任弼时坚持以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动党的团结统一，最终“使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新的团结统一”，堪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典范。

　　推动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助力全党实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迅速制定了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自恃兵强马壮，坚持南下川康，后公开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并企图控制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了解到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后，身为两军团领导人的任弼时以“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为责，一方面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错误言论，抵制分化和吞并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另一方面以诚恳的态度同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进行深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引导他们站稳正确立场。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任弼时展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斗而不破，最后张国焘处境孤立，终于同意北上，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和党组织的分裂。

　　1937年11月，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对党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不尊重、不服从中央领导。此时，尽快廓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认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任弼时临危受命，远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还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说明，使得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以及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予以信任和支持。这为此后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和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增进了全党在政治上的团结。

　　推动党的指导思想的最终确立，助力全党实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延安时期，任弼时在实际的工作中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个别党部或个人对中央不尊重、组织上闹独立性等。对此，任弼时认为不能简单把这些现象归结于不服从党的组织、党的决定，“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他分析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主要还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军阀主义等错误思想在作怪，对党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要在党内普遍地进行教育，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为此，任弼时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后又针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而对于主观主义对党对革命的危害，任弼时是深有体会的，他以自己曾经执行“左”的错误路线的经验教训为例，引导广大党员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多次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认识到在中央苏区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论”是错误的，指明毛泽东是“决定方向的人”，强调毛泽东的著作“对于党对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他号召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决定，并强调只有加强学习，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改进工作，进而巩固党。

　　此外，为彻底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受党中央的委托，任弼时负责组织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协助毛泽东在总结历史中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任弼时拟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反复进行修改。同时他还召开座谈会收集意见，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多次找王明谈话。通过历史决议的起草，促进了党内的思想团结，推动党员以史为鉴，积极纠正自身的思想错误。1945年4月，在任弼时等近5年的具体组织和筹备下，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任弼时在开幕典礼上鲜明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标志着全党在思想上的成熟和统一，至此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推动党中央机构改革，助力全党实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全面抗战时期，针对一些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不协调问题，任弼时强调要建立健全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而应当是该地区党政军民统一的领导机关。主力军在该地区亦应当受当地最高党委的政治领导。在中央发布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后，任弼时所负责的西北局进行了模范推行，使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步调一致、行动统一，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不仅增进党的团结，还形成抗战的合力。

　　任弼时非常重视从组织上加强中央对全党工作的领导。1941年7月，任弼时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和职能任务。8月，任弼时正式担任中央秘书长，积极完善中央秘书处的具体工作条例，同时还创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使中央书记处的领导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实现统一集中、增强领导效能，1943年3月，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提出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几天后，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明确中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在政治局决定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这次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实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使全党在行动上更加一致。